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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正在阅读:2020年03月23日 - 第20200323期 -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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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军魂袁崇焕(下)

新闻作者:赵战生  阅读次数:

       斩杀毛文龙,是袁崇焕蒙冤受戮的又一伏因。是功是罪,在当时就沸沸扬扬,争论不休。程本直在《漩声记》里,历数毛文龙的种种罪状,得出的结论是:“国人皆曰可杀,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一杀而通国快然。”而指责者的声音,总归只是:没有请旨,擅杀大将。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毛文龙到底该不该杀。
       毛文龙,浙江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却逗留辽东不前,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击杀清镇江守将。因攀附上了巡抚王化贞,先擢为总兵,又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
       皮岛亦称东江,处于大海之中。岛上居民本是河东的老百姓,因战乱流落孤岛。毛文龙在岛上设立了军镇,以民为兵。由于缺乏训练,没有战斗力,多次出战,都被清军打败。一次,清军潜入岛上,斩杀五百余人,尽焚房屋、粮草,造成一片恐慌。
由于位置险要,皮岛足以牵制清军,可毛文龙虽然身份显赫,却并无将才,屡战屡败,每年都要耗费大量军饷,他则趁机中饱私囊。毛文龙还在岛上招徕商贾,大量贩卖禁运物品,名义上是支援朝鲜,实际上却阻碍出塞。毛文龙的种种劣迹传至朝廷,诸大臣相继弹劾,要求罢免,却受到兵部袒护,无果而终。
       袁崇焕请求朝廷派员核查毛部军饷,毛文龙有恃无恐,上书抗辩驳斥,引起袁的极大反感。再加上平时交往,毛文龙对袁傲慢无礼,数有不敬,于是袁决心替天行道,除掉毛文龙。
        毛文龙系朝廷大员,兵部有奥援,且重兵在握,先奏后斩,强行捉拿显然皆不可能。于是袁崇焕如法炮制了“鸿门宴”,请君入瓮,将毛文龙处死。

        “鸿门宴”上,袁崇焕历数了毛文龙当斩的十二大罪状。主要有:专制一方,不受节制;杀降冒功,欺罔圣上;克扣军饷,侵盗军粮;擅开马市,私通外藩;剽掠商船,形同海盗;驱民窃参,不从则死;投靠阉党,滥建生祠;丧师无算,掩败为功。
      毛文龙被诛后,袁即下令:“诛止文龙,余无罪。”岛上军民欢呼雀跃,额手相庆。
      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哗然。崇祯初闻,“意殊骇,念(毛)既死,且方倚崇祯,仍优旨褒答。”接着,皇上又传旨宣布毛文龙的罪状,并将其在京城的爪牙拘捕入狱。毛文龙案就此画上了句号。
       这场风波虽有惊无险平安度过,但也为一帮佞臣日后攻击袁崇焕留下了口实,遭到群小陷害。
       当朝首辅温体仁与毛文龙同乡,衔恨袁崇焕诛杀乡党,常想为毛报仇;兵部尚书梁廷栋,曾与袁在辽东共事,亦有私隙;大学士钱龙锡曾与袁友善,为摆脱干系自保,乃力主将袁定为逆案;魏忠贤虽已被杀,而其党羽高捷、袁宏勋辈仍在朝,他们暗中联络,狼狈为奸,相继上书,以“擅主和议、专戮大臣”加罪于袁。尤其让人气愤的,是总兵满桂为了报私怨,竟纵其部曲伪称袁兵,大掠京畿,鼓动民怨。
       尽管朝中也有众多大臣为袁崇焕鸣冤,辅臣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等上疏援救,总兵祖大寿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死,然而皆无济于事,难敌反对派之强势。

       袁崇焕含冤被下诏狱,其部将祖大寿激情难捺,出京即拥兵造反。崇祯闻变,惊悚不已,急令阁部九卿到大牢,劝袁写信给祖大寿,要他勿生事端。
       据余大成所撰的《剖肝录》记,朝中大臣轮番到狱中游说,先是表其功:“公孤忠请缨,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
        接着喻大义:“臣子之义,生杀唯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公其图之。”
       为了天下太平,百姓免遭涂炭,袁崇焕抛却个人恩怨,“手草蜡书,语极诚恳”,规劝祖大寿不要与朝廷为敌。
      “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即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遂踊跃。即日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袁公不顾个人安危,不计私人恩怨,一纸书信 敉平内乱,止息干戈,其悲天悯人的冰雪情操,天地共鉴。

       布衣程更生,名本直。他素仰袁公大名,曾三次求见,皆未能如愿。袁公罹难后,他四处奔波,并写下《漩声记》一书,彰显袁公定边功绩,为袁公蒙冤屈死鸣不平。他在追随袁公赴死之前,留下遗嘱,让后代把他的骨骸埋葬在袁公墓侧,碑文镌刻十个大字:“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
       程本直对袁崇焕的评价与众不同,别有意味。他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隙,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举世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余大成对程本直之说亦有同感,他在《剖肝录》里说:“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能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
       不唯他人如此评价,袁公也作诗自明心志:“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又云:“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诗言志,壮山河。面对如此忠国恤民的乱世砥柱,难怪梁启超连呼:“若袁督师者,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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