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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与平淮西碑(二)

新闻作者：赵战生阅读次数：

Ⅳ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唐宪宗为裴度在蔡州勒石，纪其平淮西之功，碑文由曾任裴度行军司马的韩愈撰写。但没过多久，宪宗突然又下令磨掉韩文，换上了由翰林学士段文昌另写的碑文。
       关于“一碑二文”之变故，坊间传闻很多，而官方的记载是这样的：“乃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旧唐书·韩愈传》)据此不难看出，这是以李愬为首的武将们，在争平淮西的头功。之所以能获胜，全靠李愬的妻子走了皇帝的“后门”。
      李愬的妻子系宪宗姑姑唐安公主的女儿，出入宫禁方便，很容易和皇表兄说上话。当然，对此事宪宗更有自己的心机：笼络武将，威慑其他蠢蠢欲动的藩镇势力。
      其实，若真正论功行赏，还是韩文碑铭公正、准确：“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就是说这场战役的总策划、总指挥者是裴度。如果没有他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以及识人用人，指挥若定，要想取得平叛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作为一名执行主帅命令的战将，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亦堪称神勇功不可没。但二者相较，还是裴度的功劳要大的多。这从战后庆功时，宪宗赐裴度上柱国，封晋国公，也可得到证明。
Ⅴ
      唐元和年间，韩碑被废，段碑耸立。在当时重武轻文的特定环境下，人们普遍欣赏段文，而对韩文不屑一顾，就连文学大家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曾作诗对韩文予以嘲讽。
      到了晚唐，人们回顾这段历史，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代贤相治乱安天下的作用，远比一名武将取得一场战斗胜利的贡献大的多。韩愈的碑文好比“汤盘孔鼎”，既扬裴又不抑李，肯綮中理，深孚众望。
      北宋时期，姚铉撰《唐文粹》，仍沿袭旧说，只收录了段文昌的碑文，而对韩愈的碑文只字不提。对此，士林颇有非议。传为苏轼所作的《临江驿小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残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这里，“吏部”特指韩愈，他曾作过吏部侍郎。
      宋徽宗政和年间，蔡州知州陈珦顺应时势，磨平了段文昌的碑文，委人在原碑上重刻了韩愈的原文。但岁月沧桑，不知凡几，此碑终毁于战火之中。
      时光荏苒，星移斗转。到了清朝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军机大臣祁寯藻书写了韩愈的《平淮西碑》文，并刻石立碑。此碑高2.5米，宽0.9米，楷书，一连四石，立于闻喜裴晋公祠内。因其碑主裴度为“中兴贤相”，功勋彪炳；撰文者韩愈文冠天下，领衔“唐宋八大家”；书写者祁寯藻乃清代帝师，书艺卓绝，故世人称之为“三绝”碑。
Ⅵ
      平定淮西叛乱，是裴度最为辉煌的业绩，但他的作为与贡献远不至此。宦官弄权，黄门作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一大痼疾，即使中兴明君，亦很难根治。裴度为相时力振朝纲，整饬吏治，无不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权宦进行限制与打击。
      元和十三年九月，“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拷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裴度自觉事关重大，上书请罪之。
       其时，朝廷正用兵山东，讨伐李师道。宪宗袒护权宦，想把大事化小，便对裴度说：“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裴度进言：“兵事不理，止乱山东，中人（宦官）横暴，将乱都下。”在他的坚持下，宪宗只好将杨赐死，并释放了所有被无辜拘捕的人。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初，裴度上书弹劾恃宠骄横、欺凌主将的昭义监军刘承偕（宦官），穆宗不好驳回，在公布了刘的罪状后，下诏将其流放远州。
       裴度数次出手打击权宦，引起了宦官们的不满与憎恨，便轮番对他进行诬陷报复。裴度在相位的三上三下，都直接或间接与宦官的谗言有关，史书记其“累为奸邪所排，几致颠沛。”
     在宦官与佞臣的双重打压下，裴度最终离开长安宫廷，隐居洛阳。他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一班文士酣饮从游，相互酬唱，乐在山水之间。
      公元839年，一代名相裴度因病卒于洛阳。
Ⅶ
       闻喜裴柏村的裴氏家族，自魏、晋而兴，历六朝而盛，至唐达到辉煌的顶点，先后有59人为宰相，59人为大将军，其余冠冕不可胜数。故韩愈说：“自魏、晋以来，世为名族，支分派别，各成大家。”还强调：“表中原文献，历古于今，首称裴氏。”
      作为河东老乡的涑水先生司马光，更谙悉本地的人文历史，总结说：“闻喜，士大夫之林薮也。”而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对裴氏家族的评价，只用了五个字：“天下无二裴”。
       裴度是裴氏家族中的佼佼者，其人，其碑，不仅是裴氏家族的骄傲，河东的自豪，更是中华文明与文化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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