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文坛上，苏轼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的巨星，其领军地位众口一词，无人争锋。词坛后起之秀秦观把他比作“天上麒麟”，当面表示：“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苏曾为徐州太守），还说：“不将俗物碍太真，北斗以南能几人？”还有后来成为江西诗派鼻祖的黄庭坚，也给苏轼写了两首自荐诗，把苏轼比作高山青松，自比为深谷里的一棵小草，且终身以苏门弟子自居。
　　青年才俊如此称许，似乎尚有溢美之嫌，而当时的文学泰斗、苏轼的知遇恩师欧阳修的一番话，更使满京城的文人士子都震惊不已。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他还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恐无人再谈论老夫。”
　　苏轼在文学艺术上步步攀升，快速登顶；而在风谲云诡的宦海风浪中，却屡经沉浮，几遭溺毙。面对官场险恶，人生坎坷，他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无论被贬谪到那里，他都雪泥鸿爪，踏石留印，尽一切可能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并不惜冒忤逆圣意的杀头之险，为贫苦百姓鼓而呼。
通判杭州  扮靓西湖
　　受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朝堂党争影响，苏轼自请外调，于熙宁四年（1071）七月，到杭州做了通判。通判为州府佐官，主管刑狱。
　　杭州湾自古盛产食盐，盐属官营，许多私盐贩子因触犯了王安石新法而被捕入狱。而新法中的那些法条都是苏轼所反对的，可那是朝廷的王法，他无权更改，只能在诗中深表同情和愧疚：“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
　　因为爱写诗，苏轼也常用小调儿来写判词，令人忍俊不禁，啧啧称奇。灵隐寺和尚了然，不守佛规，迷恋上了勾栏妓女秀奴。后来，他因阮囊羞涩，遭到拒绝，一怒之下杀死了秀奴。了然被捕入狱后，狱吏发现他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案件呈给苏轼，他不禁苦笑一声，提笔写了如下判词：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杭州之美，尽在西湖。西湖又因苏轼的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名传天下。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十八年后，苏轼时来运转，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看到人口已达五十多万人的杭州成了大都市，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他下令从公帑中拨出两千缗，自己又捐出五十两黄金，在城中心众安桥一带，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三年内救治了千余患者。
　　运河沉积与淡水供给不足，是杭州久拖不决的两大难题。苏轼首先疏浚河道，畅通水上交通运输；又用陶管代替竹管，从西湖引清水入城，结束了居民饮用咸水，“一文钱买一桶清水”的历史。
　　重返杭州后，苏轼发现西湖水草蔓延，湖面日见缩小，昔日美景荡然无存。痛惜之余，他组织民夫打捞水草，清理淤泥，并用这些就地之材筑起一道长堤。这便是至今仍让游人愉悦的“苏堤”，它与唐代白居易所筑的“白堤”，宛如双龙盘桓，令游人浮想联翩，流连忘返。
主政徐州　躬身治水
　　熙宁九年（1076），苏轼从密州派往河中府（今蒲州）任职，不知什么原因，旋即又被改任徐州太守。
　　徐州是水患频发之地，苏轼上任才三个月，河水改道，洪水来袭，水深两丈九尺，城外一片汪洋，城内顿成泽国。苏轼身先士卒，与衙役、民夫一起搬石运土抢修城池，他住在城墙上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几十天不曾回家。
　　看到水势有增无减，灾难临头，有钱人家纷纷拥向城门口，准备外逃避难。苏轼立马拦下他们，劝慰说：“我都不走，你们慌什么？只要大伙戳力同心，一定能保住家园！”为了增强抗险救灾力量，他又亲自趟水跋涉，到很远的军营调来大批军士。
　　军民并肩苦战四十五天后，黄河复归故道，徐州城化险为夷，安然无恙。就在全城百姓欢呼雀跃之时，苏轼却居安思危，申报朝廷，欲用石头重建已溃败的外城墙。因所需费用巨大，朝廷迟迟未予批复。
　　苏轼体谅朝廷难处，遂建议改用廉价的木材加强城外堤防，受到朝廷嘉许，下拨了所需钱粮。工程竣工后，他又在外围城墙上建了一座百尺高楼，名为“黄楼”。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在五行八卦中，黄代表土，黑代表水，土能克水，“黄楼”象征御水之意。
　　黄楼成了徐州标志性建筑，苏轼乘兴写了一篇碑文记胜，以垂久远。后来，他遭流放外地，此碑亦被抛入护城河里。
　　十多年后，苏轼的墨迹手稿走俏市场，不仅私人藏家趋之若鹜，连皇家也张贴告示，悬赏重金搜求。徐州的一位后任太守，先把石碑从河里打捞出来，拓印了数千份后，又将石碑砸毁。他以绝世珍迹四处兜售碑拓，发了一笔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