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记录当朝所发生的大事，留下历史的痕迹，中国自商代起就设置了专门的官员“作册”，后演化为“史”、“右史”、“左史”、“内史”、“太史”等，统称史官。由他们手中的一枝笔记述事件始末，定夺事非曲直。
　　历史上的史官地位虽不显贵，但作用却举足轻重。对于君王及独断朝纲的权臣来说，他们就是自己一言一行的评判者、记录者；对于史官而言，福祸得失就在一词一句之间，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能否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史笔法，便成了对史官“依仁游艺”的最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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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肇始，天子失威，天下失序，诸侯攻伐，内患频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正邪不分，黑白难辨，直至“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人心才有所收敛，乱局才有所好转。
　　一本书何以有如此巨大威力？盖因孔子在《春秋》中，立下了评判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谁要逆潮流而动，挑战其权威，必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便是胆大妄为的乱臣贼子，谁又不忌惮遗臭万年、辱及子孙呢！
　　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齐庄公被大夫崔杼所杀，太史伯秉笔直书：“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崔杼硬让记为“庄公暴病身亡”，太史伯拒绝，被杀。太史伯的两个弟弟仲与叔继任，崔杼又去催逼，皆不从，复被杀。直到太史伯的另一个弟弟季也当了史官，仍不肯妥协，崔杼这才没了辙，任由其据实而记。
　　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文字简短，表面不置可否，而内含褒贬，被史官奉为圭臬。这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一句话往往掩盖了事实的本来面目，极易使人疑窦丛生。
　　就拿崔杼弑君一事来说，是他大逆不道、有狼子野心？还是齐庄公荒淫无耻、有悖天道，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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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看史实。
　　崔杼本是齐国的“四朝元老”，自齐惠公时就以“弱冠”受宠。齐灵公晚年昏愦，“废长立幼”差点酿成祸患，崔杼帮公子光上位，是为齐庄公。
　　孰料齐庄公是个大淫虫，诸多嫔妃玩够了，又看上了崔杼美丽的妻子棠姜，屡屡与之私通。崔杼发觉自己被戴了绿帽子，发狠拷问妻子，棠姜似有苦衷：“彼挟国君之势以临，非一妇人能拒也！”
　　盛怒之下，崔杼在自己家射杀了齐庄公，立庄公弟杵臼为君，即齐景公。因拥立有功，景公擢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
　　齐庄公被崔杼射杀后，大夫晏婴“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崔杼与庆封恐天下大乱，乃结盟布告国人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婴仰天高呼：“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拒不肯盟。庆封怒，欲杀晏子，崔杼止之，曰：“忠臣也。舍之。”正是因这了句话，救了晏子，才有了后来的一代名相。
　　崔杼担任右相两年后，与庆封结怨，其子崔成、崔强在内讧中被庆封所杀，另一子崔明出逃鲁国。崔杼自感孤掌难鸣，自缢而亡。
C
　　春秋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官，除了齐之太史伯，还有晋之董狐，因他遵循礼制，刚正不阿，被誉为“董狐直笔”。
　　公元前607年，晋国执政、中军元帅赵盾屡屡进谏，劝生性暴虐、喜怒无常的晋灵公体恤百姓、广施仁政，却招来祸端。为了躲避迫害，他仓皇出走，还没走出晋境，晋灵公就被他的族弟赵穿杀死了。
　　关于这件事，太史令董狐写下了八个字：“秋七月，赵盾弑其君”。赵盾觉得很冤枉，跑出问董狐：“大家都知道先王不是我杀的，你为什么这样写呢？”董狐回答：“你身为执政，避祸逃亡尚未出境，回来后又不治弑君者之罪，难道你不应担当责任吗？”
　　赵盾觉得董狐的话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便长叹了一声，说：“唉，看来《诗经》上说的‘我因为怀念君王，所以给自己带来悲伤，’要在我身上应验了。”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他的评价是：“董狐是良史，直笔不讳；赵盾系贤臣，明法曲已，真是可惜。当初，如果他跑得快些，出了晋地，便不再是晋灵公的臣子，就可以不担恶名了。”
　　孔子是圣人，他的话一字千钧。赵盾就这样以“一步之差”，被僵硬的礼法给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