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对于公众而言，是神秘的。但真正神奇的是考古项目背后的历史，那些远离我们的历史和人文景象，在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和研究下日渐明晰，从而让我们感知到了历史的文明和传承。13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举办的“山西2016年隋唐宋元重要考古发现现场会”在龙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及北京、陕西、湖南等地的考古专家们济济一堂，共同见证了山西省在2015—2016年度重要考古项目的成果。
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宋代细白瓷的盛产地
山西是出瓷器的地方，唐宋辽金元时期的山西古陶瓷别具一格，地方特色鲜明。如长治八义窑的红绿彩、平定窑的白釉印花瓷、怀仁窑的油滴釉和剔刻花等。山西河津的固镇瓷窑址，则盛产细白瓷。很多远销海外，甚至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细白瓷与此窑口出土的瓷器相同。
河津窑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汾河与黄河汇流的三角洲地带。有关河津窑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仅在个别明清文献中略有提及，迄今为止在河津市共发现北午芹、古垛、固镇和老窑头4处瓷窑址，窑址的时代自北宋延续至清。2016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4处瓷窑址展开区域性系统调查，摸清了4处瓷窑址的分布范围及保存现状，并在老窑头遗址周边山体发现较大规模的瓷土矿。
固镇瓷窑址共计发掘1039平方米，清理制瓷作坊4处、瓷窑炉4座、墓葬1座、水井1处、灰坑35个，出土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以及一定数量的陶器、铜钱、铁器、骨器等，时代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制瓷作坊多为窑洞式，作坊底面遗存保存较完整，有澄泥池、沾浆缸、灶址、石磨盘、石臼等遗迹、遗物，涵盖原料制备、制坯、晾坯等环节；瓷窑炉均为半倒焰式馒头窑，由通风口、扇形单火膛、窑床及双烟室组成，不同之处在于通风口的位置、窑床及烟室的结构及大小等。出土可复原瓷器千余件，瓷器品类有粗白瓷、细白瓷、黑酱釉瓷及三彩瓷，器形有碗、盘、碟、罐、枕、盆、瓶、盒、器盖等，从上面能看出来当时的装饰工艺，不仅精美细致，而且花纹样式也较为雅致，体现了工匠娴熟的技艺。其中北涧疙瘩地点出土的北宋细白瓷，胎白而细密、坚致，釉色莹润，造型简洁大方，可媲美定窑白瓷。通过对此地点瓷片标本的X荧光分析，显示其烧成温度可能极高，白度不逊于邢定巩白瓷，代表了同时期较高的烧造水平。
固镇遗址发现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装烧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考古工作者还收集了很多细白瓷的资料，其中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的瓷枕从形制到质地都与固镇宋金瓷窑出土的瓷器类似，为国内外相关的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烧造出处，同时对研究河津窑的瓷器外销有重要价值。
蒲州古城：一段城墙址证明唐代蒲州城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位于山西南部永济市西三十里的蒲州镇境内，始建于北魏年间(386-557年)。1958年国家建设三门峡水库时，蒲州故城部分遗址被水淹没，现存的遗址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组成，东西长2.49公里,南北宽1.71公里,占地面积4.26平方公里,是研究中国古城垣历史发展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今年的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对在西城内西北部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一段夯土城墙，证实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
这段城墙位于地表1.5米以下，考古发掘对夯土进行了完整的揭露和局部解剖：根据夯土的土质土色、夯层厚度、夯窝尺寸以及夯土结构形态等信息，确认夯土城墙从北向南可分为6部分。从北向南编号夯1-夯6。根据城墙夯土的土色、出土遗物及夯土之间的叠压关系，最早修筑城墙时利用了原有的生土高台，将生土台稍作修整后作为墙芯，再依次在生土台的南侧增筑夯3、夯4和夯5，形成城墙的主体。其中，夯3为城墙的原筑夯土，夯4、夯5为补筑、增筑形成，有规整坡面。此后在城墙北部增筑夯1、夯2，在城墙南部增筑夯6。夯1、夯2、夯6内出土白釉玉璧形足瓷碗残片、莲花纹瓦当、开元通宝等不晚于唐代遗物，夯3、夯4、夯5出土双耳小口矮领陶罐，素面绳纹里板瓦、筒瓦等不晚于北朝遗物。
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城墙始建于北朝，唐代沿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增筑，宋金时期该段墙体被废弃，改为建筑基址使用。蒲州故城遗址新发现的城墙证实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其年代还可以上溯至北朝时期。据文献记载，蒲州北魏时置雍州，东魏改置秦州，北周改秦州置蒲州，唐代曾为中都，升为河中府。
这段城墙的发现为确定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位置、分布范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对进一步探寻北朝-唐代蒲州城的规制布局、探讨蒲州城址的沿革、变迁以及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孙轶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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