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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弄人文憎命达

新闻作者：赵战生阅读次数：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听说李白坐永王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还至潇湘，因赋《天末怀李白》以寄怀念：“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他不仅惺惺相惜为挚友鸣不平，更道出了文士名流在劫难逃的一个魔咒：才高八斗，苦难等身。
　　此“魔咒”隐世两千余年，如同一巨大磐石压在文士们的心头，无人能破解，赤鲜有人能幸免。
一
　　这个“魔咒”其实并非杜甫首先发现，在他之前约八百年，太史公司马迁就曾记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丘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对此，杜甫之后的宋诗人杨万里，也曾在《戏笔》里戏言：“天公支与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而宋人俞文豹在《吹剑录·外集》里，则说得更为透彻：“必有大彫落，而后有大发生；必有大摧折，而后有大成就。”
　　明代名士、硬汉方孝儒，对文人多难亦感同身受，他说：“自古奇人伟士，不屈折于忧患，则不足以成其学。”他后来因拒不替朱棣拟即位诏，被诛，连坐十族。
　　清代人离我们更近，情感更趋于现代化，语言也更明白易懂。诗评家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里，似乎就认为诗人经受炼狱是理所当然之事，“天上若无难走路，世间那个不成仙？”与袁枚看法相同的，还有名士曹端，他在《书户》里，更是毫不掩饰地直呼：“苦苦苦，不苦何以通今古？”
二
　　中国的历代文人只所以把文章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文以明志”、“文可载道”，既使自己吃尽千般苦，受尽万般难，也不肯辍笔，更不肯曲笔，那怕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改初衷，甘之如贻。
　　司马迁铁笔著史，从古圣先贤的雄文绝唱里汲取了广博的知识与智慧，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做人为文的正直与坚强，责任与担当。
　　司马迁有志撰写一部比《春秋》更伟大的史书，开始只做了多年郎中的小官，后来承袭父职，作了太史令。他感恩载德，矢志“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然而，命运却无情地戏弄了他。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因受李陵之祸”牵连，他被捕下狱，遭受了宫刑。不要说对士大夫族，就是对一般布衣百姓而言，这也是一种生不如死的奇耻大辱。他的朋友任安为帮他走出人生低谷，劝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他在回信里说：“肠一日而九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在度过人生最屈辱、最艰难的阴暗时日之后，司马迁不仅坚强地活了下来，而且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气度，稽考史实，奋笔疾书，伏案五、六年，终成煌煌巨著。《史记》连同他的名字，成了中国文化一个不可磨灭的符号。
三
　　李白在《古风》一诗中，有“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之慨叹。此“骚人”，指的就是屈原或他的《离骚》。把文士、诗人称为“骚人墨客”，足见其影响之大之深。
　　屈原名平，曾任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其职权仅次于令尹（楚之宰相）。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在楚遭遇强秦的不断打压，骤然由强转弱的非常时期，他的“圣哲茂行”“举贤授能”“循绳墨而不颇”的治国理念，受到楚怀王赏识，与他有“成言”，答应采纳他的政治主张。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屈原想象的那样美好。楚怀王虽始有善念，但终归是个庸懦无能之君，他听信佞臣上官大夫、靳尚之流的谗言，排斥贤臣，将屈原流放到汉北。怀王末年，由于军事和外交连连失利，疲于应对，无奈复用屈原。
　　怀王不听屈原谏阻，客死秦国，其长子上位，是为顷襄王。有其父必有其子，顷襄王比他的父王更昏庸。在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党同伐异的构陷下，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江南。他忧国忧民，一路行吟，经洞庭湖溯沅水到辰阳、溆浦，又沿湘水到湘阴的汨罗江，愤而投江以死明志。
　　屈原一生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篇，成为最伟大的爱国诗人。《离骚》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叙事诗。关于《离骚》的命名，司马迁解释为“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由此可见，《离骚》就是屈子的“诗体自传”。
四
地理是人类的共同家园，文明、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无论是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亦无论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在追求社会文明进步道路上的许多遭遇，都是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文章憎命达”，也是一种没有国界的流行“病”。
　　1820年3月的一天，在俄国皇宫里，突然响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暴怒的叫喊声：“快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的诗歌充满煽动性，太可怕了！”这个让沙皇坐卧不安的人，就是“俄国文学的始祖”、“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
　　普希金与中国的屈原，无论是性格禀赋、理想信念、人生际遇，还是诗歌成就，均十分相近，甚至是神似。他虽然是贵族家庭出身，却非常爱好自由平等的生活，与进步的12月党人有密切的联系，写下了大量歌颂自由、反对专制暴政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恰巴耶夫》等，结果引起沙皇震怒，被流放到高加索。
　　艰险的流放生涯，丝毫没有动摇普希金的坚定信念。当12月党人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后，沙皇试探性地问他：“如果1825年12月14日那天，你在彼得堡，你会干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将在起义者的队伍里”。此后，他更是以百倍的热情、极大的勇气，歌颂12月党人，谴责沙皇的倒行逆施。他用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成功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 的形象，反映了贵族青年追求进步的彷徨与苦闷；又以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对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进行了歌颂和赞美。
　　1937年2月8日，在沙皇极其党羽的阴谋策划下，普希金与流亡到俄国的法国保皇党人丹特士决斗，结果被打成重伤，两天后去世。他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容不得我活下去。”
五
　　在俄国，还有一位与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齐名的文坛明星，他就是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奠基人高尔基誉为“最伟大的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说：“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从炼狱中走来的“圣徒”，他的一生充满令人匪夷所思的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曾在军队中担任医官，取得贵族身份后拥有两处不大的田庄，但家境并不宽裕。
　　1849至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使他患上了癫痫病，此后一直未能治愈。
　　流放归来后，他虽饱受病痛折磨，苦不堪言，但仍笔耕不辍，其《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使他成为俄罗斯文学的又一高峰。他是文学界公认的心理描写专家，他用如椽大笔，揭露了资产阶级纷繁复杂、矛盾重重的悲剧性，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不断，声誉鹊起，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困的窘境。为了替兄弟和前妻的儿子还债，他不得不夜以继日地疯狂写作。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他转而向赌博寻找解脱，结果却愈陷愈深，难以自拔。在一次次输得精光之后，不由嚎啕大哭，甚至屈膝向夫人下跪。直到晚年之后，他才痛改前非，戒掉了嗜赌的恶习。
　　文学是崇高而又神圣的，可有谁能保佑心灵纯洁明净的作家，不受邪风侵扰、命运戏弄，能身处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赵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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