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与鸦片有染，它肯定也是百花苑中的一枝奇葩，会受到人们永久的钟爱。它就是后来陷入罪恶渊薮，令人们谈之色变的罂粟花。
美丽之花
　　罂粟，又名“莺粟”、“米囊”，其种子最早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因其花色娇艳，富有异域风情，初唐时便在全国各地种植，主要用于观赏。“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是初唐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的吟唱；而种树专家郭橐驼则在《种树书》中写道：“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郭为长安人，雍是成都人，可见当时的陕西、四川，种植罂粟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到了宋代，罂粟又被称作为“鼓子花”。因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把艳丽诱人的罂粟花比作姿容不佳的妓女，称其为“鼓子花”。《山樵野语》载：词人张先晚年在杭州作官时，喜欢为官妓作词，因而颇受非议。他曾自嘲：“天兴群材十样花，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还有一个名叫王元之的官员谪贬齐安郡后，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官）妓有不佳者”，亦作诗揶揄：“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公元1638年，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发现了大片盛开的罂粟花，感到十分壮美，遂将其写进《徐霞客游记》：“莺粟花殷虹，千叶簇，朵盛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直到此际，人们栽种罂粟主要还是观赏和药用，制作鸦片则是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8）的事了。
神奇之药
　　最早的罂粟制品，叫作“底也伽”，产自拂霖。拂霖也称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旧唐书》载：“乾封二年（公元667），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由此可知，鸦片最早是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
　　“底也伽”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据说可以解除蝮蛇毒以外的一切毒物之中毒。成书于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的《唐本草》，亦列有专条：底也伽，味辜苦平无毒，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
　　宋代中医用罂粟治病已相当普遍，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碌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壳为治病妙剂。宋理宗皇后的叔伯谢彩伯，在《密斋笔记》中记：“罂粟红白两种，痔下者随色用之即愈。”据载，辛弃疾曾患有此疾，后遇一僧侣以陈年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服之即愈。
　　南宋名医林洪独辟蹊径，用罂粟做成“罂粟饼”，具有明显的食、药同疗的效果。此方传至民间，老百姓又用罂粟煮粥，成为大补之物。苏轼曾作诗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其弟苏辙则撰有《种药苗诗》，所记甚详：“筑室城西，中有图书，窗户之余，松竹扶疏，罂小如罂，粟小如粟。与麦皆种，与麦皆熟......研为牛乳，烹为佛粥。”真是一幅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
皇帝之痛
    最早记录用罂粟制作鸦片的书，是明代王玺的《医林集要》。王玺作为封疆大吏，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他长期与穆斯林接触，十分了解鸦片的制作方法：“罂粟花花卸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
　　《医林集要》行世百年后，李时珍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成就，编写了《本草纲目》，更加详细地记载了有关罂粟及鸦片的知识。他经过几十年的行医实践，摸索出了用鸦片治疗各种泄痢、风瘫、头痛、噎食、女人血崩、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症。有趣的是他还特别提醒：“赤痢须用红花罂粟，而白痢则须用白花罂粟。”
　　鸦片是一种极易上瘾的药物，即可治病，亦能害人。尤其是其特有的麻痹神经作用，易使人产生醉生梦死飘飘欲仙的快感。朝廷贵族趋之若鹜，竞相吸食，甚至连皇帝也为之倾倒。
　　据徐伯龄《蟑精隽》记，明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其价与黄金相等。明神宗更是一位执迷不悟的“鸦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常年深居后宫，自得其乐，不理朝政。由于长期吸食鸦片，体质严重下降，他屡次颁旨：“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身为一国之君，不知自爱自重，反而委过于人，把责任推在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纪要》中指出：“帝之倦于正朝，多年不见臣工，实为奸臣毒药所蛊。”究竟是自己刻意求取，还是奸人蓄意谋害，史焉不详，尚有待考证。但神宗是个地地道道的“瘾君子”，却是被考古发掘所证实了的事实。1958年，考古学家对定陵出土的神宗头盖骨作了测定，发现有吗啡成分的残留，便是有力的证明。
中华之殇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与官僚贵族的示范效应下，吸食鸦片之风，迅速蔓延开来。到了清末民初，乃至出现了烟馆林立，举国狂吸的可悲可怕景象。
　　那时，吸食鸦片成了时髦的象征，亦是有钱有闲阶级的标志。在许多地方，以烟膏待客如同今日请客人喝茶一样，不这样就显得品位不高，待客不周。尤其可笑的是，有的地方媒婆提亲，都会夸耀对方家有几杆烟枪，每天能吸多少鸦片，因为吸得越多，说明其家财大气粗。结婚典礼上，各家更是比拼谁家摆出的烟榻多，有钱有势的，一次竟可以摆出几十甚至上百张烟榻。
　　在富商巨贾们看来，抽鸦片远比嫖、赌危害小的多，一旦陷入嫖、赌泥潭，很快就会倾家荡产，而抽鸦片却不会把万贯家产一下败光。据说山西有位王姓富商，为了让儿子远离嫖、赌，在儿子十多岁时即教他抽大烟。富商死后，其子始终因一榻横陈，没有任何理财治家之方，最终仍家败人亡。
　　据当时的广东省禁烟局调查，抽大烟者遍及各行各业，政界占21.4%，军界占15%，商界占21.67%，学界占18.75%，劳动界占25%。而《四川月报》社的一份调查，则更让人揪心。调查显示，在四川石柱县一所初级小学里，50名男生中有46人、30名女生中有一半以上吸食鸦片。当地很多殷实之家，怕年轻的寡妇耐不得寂寞，“失节”改嫁，而有意让她们吸毒。
罪恶之源
　　中国市场的巨量鸦片从何而来？始作俑者又是谁？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经研究后得出结论：“开始流入中国的外国鸦片，是萄葡牙人从果阿和达曼贩运来的。”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通过收买朝廷官员，建房赁地，将澳门营造成了鸦片走私中心。直到1773年，中国的鸦片市场，一直操纵在葡萄牙人的手里，每年多达一千余箱。
　　后来，日渐强盛的西班牙与荷兰人亦不甘落后，纷至沓来，争分一杯羹。尤其是英国自实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更是把中国当作倾销鸦片的最大市场，不仅官方疯狂贩运，连民间也乐此不疲。英国作家笛福在他的《鲁宾逊漂流记》中说到：“我们买了一点鸦片……这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很赚了一些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
　　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集鸦片种植、贩运与销售于一身的罪魁祸首，在所占领的殖民地拥有军政全权。把印度变成鸦片的生产王国后，东印度公司又把魔爪伸向中国，在广州设立商馆，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史载：清嘉庆初年每年还只有三四千箱，而到了嘉庆末年竟多达七八千箱。
　　对于英帝国的强盗行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接连发起了两次鸦片战争，予以坚决的反击。
　　公元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奉旨到广州禁烟。他顶住了重重压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奖英商囤积在广州的两万多箱鸦片一举查获，集中在虎门焚烧。百姓奔走相告，观者如堵。
       林则徐虎门销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英帝国侵略者的威风，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