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定十三年》记载：“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也许，这便是“清君侧”定义的最早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君侧”的要素有三：一是君王身边的人；二是恶人；三是清除行动没有得到君王的批准。
　　然而，这只是“清君侧”当初的含义，愈到后来，它就愈加复杂化，甚至完全与本意相悖。但无论怎样变化，只要一举起“清君侧”的大旗，必定会引发一场充满刀光剑影的血腥残杀。对此，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曾无限感慨：“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祸起“削藩” 晁错受戮

　　历史上几次大的“清君侧”事件，大都与“削藩”有关，有的则直接由削夺藩王的封地引发。
　　刘邦当上皇帝后，为了加强巩固刘氏政权，一方面打击消灭异姓王，一方面又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些诸侯王不仅可以制定法律，任命官员，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俨然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
　　汉景帝刘启还在当太子时，一次因下棋与吴王刘濞的儿子发生争吵，他便抄起棋盘猛砸过去，失手将其打死。尽管刘启的父皇当时就向吴王赔情道歉，但吴王却始终怀恨在心。
　　刘濞本是刘邦的侄儿，其封地吴国物产丰饶，经济繁荣。刘濞素有野心，建立了一支虎狼之师，他常对部下说：“我的人马不比朝廷差，财富甲天下，欲夺皇位，易如反掌！”
　　面对以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咄咄逼人气势，刘启感到了巨大的隐忧。这时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晁错向他建言：必须削藩，以绝后患！
　　景帝依言，先后削夺了赵、楚、胶东诸王的部分封地，接着又下诏削去吴王会稽、豫章两郡。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刘濞怒不可遏，他暗中联络其他六国诸侯，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
　　三十万叛军浩浩荡荡杀向长安。景帝方寸大乱，只好让晁错李代桃僵，以保平安。谁知刘濞之心并不在晁错而在皇位，他不仅不退兵，还自立为“东帝”，继续向刘启叫板。
　　刘濞见好不收，错打了算盘。刘启重用太尉周亚夫起兵讨贼，不到三个月，叛军便被击溃。刘濞窜逃东越，后被越人捕杀。
　　实在说来，晁错身在君侧，但并非“恶人”。他虽被冤杀，但招来的却是“七王之乱”之后的天下大治，他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与否定。

龙争虎斗 燕王靖难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最喜欢四子朱棣。朱棣刚满十岁时，便被封为燕王。在诸王中，只有经太祖特批的燕王府具有元朝皇宫制式。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二十岁的朱棣回到了封地北平。当时镇守北平的是大将徐达，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朱棣练成了一身好武艺，掌握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同入侵的蒙古军队作战中屡建战功。后来，徐达还把女儿嫁给朱棣，两人关系更加亲密无间。
　　太子朱标死后，太祖有意立朱棣为太子，但却遭到许多大臣的劝阻，迫不得已，这才转立皇孙朱允炆。
　　朱允炆当上皇帝后，（庙号惠帝，年号建文，世称建文帝）对拥兵自重的叔父们非常担心，尤其是对燕王朱棣更加警惕。在近臣齐泰、黄子澄等人的策划下，建文帝开始动手“削藩”，先后褫夺了周、齐、湘、代、岷五王爵号，将其降为平民。后周王朱橚被拘，湘王朱柏自焚。
　　朱棣自知大祸将至。为了躲过劫难，他装疯卖傻，披头散发，在大街上狂呼乱叫，连建文帝派来监视他的人，都真的以为他是被吓傻了。
　　建文元年（公元1399）七月五日，朱棣声称朝廷出了齐泰，黄子澄等奸佞，举兵南下”清君侧”。经过三年鏖战，燕军直捣南京皇宫。在一片大火之中，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所终。
　　朱棣靠“靖难之役”成功上位，庙号成祖。因建元永乐，世称永乐大帝。
永乐大帝在位二十五年，他的最大贡献就是迁都北京，使北京自此成为世界驰名的繁华大都市。

不识好歹 高煦自灭

　　朱高煦是朱棣的“虎子”，他不仅长相酷似父亲，而且能征善战，在“靖难之　役”屡屡冲锋陷阵，几次把父亲从敌人的重重围困中救出。朱棣对这个儿子钟爱有加，曾对他说：“世子多病，你多努力”，暗示以后会让他代替世子。
　　世子是朱高炽。“靖难”战役期间，建文帝欲施离间计，派人给留守北平的朱高炽送去一封密函，要他归顺朝廷，并许以燕王封爵。此事被朱高煦知晓，他便抢先向父亲诬告世子将反。朱棣大怒，决定下令处死世子。幸亏此时世子派来揭露建文帝阴谋的使者赶到，才使朱棣打消了顾虑，世子逃过一劫。
　　就在朱棣为立谁为太子感到难以抉择之时，翰林学士解缙以“世子仁孝，天下归心”晓之以理，并以高炽之子朱瞻基是个“好圣孙”为由，动之以情，终使朱棣下定决心，立朱高炽为太子，赐朱高煦为汉王，封国云南。
朱高煦没当上太子，认为是解缙坏了自己的好事，不断向父皇诬告解缙，说他不守朝规，泄漏宫中机密。朱棣不察真伪，将解缙先贬至广西，旋迁交趾（今越南），终被锦衣卫杀害于狱中。
　　经过几番波折，朱棣看清了“虎子”的险恶用心，将其囚于西华门内，准备废为庶人。后来，还是太子不念旧恶，涕泣向父皇求情，才使高煦保住了王爵，徒封乐安州（今山东广饶）。
　　朱高炽帝祚不长，一年后驾崩，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作为皇叔的朱高煦，野心不死，又仿效乃父，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他一边磨刀霍霍，一边写信要求皇上清除身边的“奸臣”夏原吉等人。
　　宣宗识破了朱高煦的阴谋，果断发兵反击，将其俘获后押回北京，囚禁于西内，名曰逍遥城。
　　一次，宣宗好心去探视叔父，他却暗中使绊，用脚把宣宗勾倒在地，使龙颜荡然无存。宣宗忍无可忍，命力士找来一口三百多斤重的大铜缸，将朱高煦扣住。朱高煦自恃勇力，竟一下将大缸顶起。宣宗见其不识好歹，又命人架起木炭，将朱高煦活活烧死在大缸里。

王振弄权 樊忠除奸

　　明初，朱元璋为防止宦官干预朝政，酿成祸乱，曾立下许多规矩：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悬挂一块铁匾，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朝政，预者斩。但这些严厉的措施，只管住了当朝，未能约束得了后世。
　　英宗朱祁镇朝的宦官王振，恃宠弄权，朝野侧目。宣宗临终时，看到九岁的儿子朱祁镇难以独自理政，便留下遗诏，命大臣凡有国家大事，都要先请示他的母亲太后张氏。在太皇太后和“三杨”的掌控下，英宗继位之初波澜不惊，朝政井然有序。
　　但好景不长，王振便恃宠而骄，独断专行，根本不把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人放在眼里。太皇太后遂下了“清君侧”的决心。一天，她突然将王振召到便殿，下令将其赐死，几个戎装女侍卫一下就把刀架在王振脖子上。王振哪里见过这阵势，吓得面如土色，魂飞魄散。多亏英宗跪地求情，王振才免吃一刀。
　　太皇太后死后，在英宗的庇护下，王振故态复萌，愈发胆大起来。御史李锋因见王振不跪，被贬谪铁岭；驸马都尉石璟因责骂了自己府上的小宦官，王振便说他是指桑骂槐，将他拘捕下狱。在王振的淫威下，连公侯勋戚都呼他为翁父。有的朝臣为了攀附王振，甚至剃掉胡须，自类阉人。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因王振一时心血来潮私降马价，惹怒瓦剌部落首领也先，同年七月，也先率军兵分四路来犯。在王振的极力撺掇下，英宗仓促起兵，御驾亲征，结果大败而逃，在土木堡被也先所俘。
　　面对五十万大军一败涂地、皇帝被俘的奇耻大辱，护卫将军樊忠肝胆俱裂，大喊一声：“我为天下诛此贼！”一锤将王振打落马下，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不因私情，不为己谋，太皇太后张氏和壮士樊忠，用自己的大智大勇，演绎了“清君侧”的应有之义，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