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并非现代热词，古已有之。随着滋生其故土的沉沦消亡，似乎连它的名字亦隐退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不见其踪。
　　然而从近年来破获的贪腐大案中，人们又看到了“朋党”阴魂未散，正在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为了使大家，尤其是阅世未深的年轻朋友认清“朋党”的庐山真面目，避免掉进“朋党”陷阱，不妨让我们拂去蛛网尘埃，将其“家底”拉出来晒一晒。

一

　　党者，本为古代的地方组织。《周礼·地官·大司徒》：“五族为党。”郑玄注：“党，五百家”。到了魏孝文帝建立“三长”制时，规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
　　“朋党”由“党”衍生而出。
　　何谓“朋党”？《辞海》的解释是：同类的人为自私目的而互相勾结。
　　史籍中对“朋党”的性质、危害及行状多有记载。
　　《韩非子·孤愤》：“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也。”
　　《荀子·臣道》：“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
　　《晋书·郤诜传》：“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
　　宋曾巩著《相制二》：“礼义廉耻，阙而不思，朋党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学敩,而败官以墨者方兴。”
　　欧阳修曾作《朋党论》，而屈原则早在《离骚》中呐喊：“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面时“朋党”猖獗，朝纲不振，有胆识的极荡忠臣，多有建言：“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国策·赵策二》）
　　为了遏制朋党祸水的漫延，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还特别设列了“奸党”一条，以刑律禁治大臣结党弄权。
　　可是这一切努力，均未能阻止如同洪水猛兽般的朋党之乱，连唐文宗李昂也无奈地悲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二

　　东汉时期宦官得势，宦官政治大行其道，为了与之抗衡，士大夫官僚集团纷纷结党。
　　桓帝时宦官集团与士族党人争权夺利，展开生死搏击。延熹九年（公元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及太学生郭泰、贾彪等“ 诽讪朝廷”，李膺、杜密等二百多名“党人”被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此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他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事泄被杀。后在侯览、曹节的挟持下，李膺、杜密等百余“党人”被下狱处死，受牵连的士大夫和太学生多大千余人。这是骇人听闻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近二十年悬而不决，直到后来发生了黄巾军起义，汉灵帝才赦免了身陷囹圄的“党人”。
　　“党人”不敌宦官，成了东汉宫廷首演的奇葩大戏。

三

　　到了唐朝，宦官集团式微，已不足以与士大夫集团分庭抗礼，于是士族集团一分为二，变作“蓝方”与“红方”，开始内讧对攻。这其中，以“牛李党争”最为出名。
　　“蓝方”（牛党）的代表人物是牛僧儒、李宗闵及“三杨”（杨虞卿、杨汉公、杨汝士）；“红方”（李党）则以李德裕为首，李坤、元稹等亦参与其中。两党相争近四十年，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之朝，可谓规模宏大，旷日持久。因两党牵扯人员众多，故有长安城中“门生故吏，不牛则李”之说。
　　穆宗时，牛僧儒得李逢吉举荐，当上了宰相，李德裕被出为江西观察使。
　　文宗即位后，两党交替得势，相互攻伐，难分输赢。武宗登基，李德裕成为宰相，在他的无情反击下，牛僧儒遭贬黜，李宗闵被贬死。宣宗朝又翻了烧饼，牛派再度得势，李派风光不再，李德裕死于崖州贬所。牛僧儒被召还朝后，不久病亡。至此，这场让百官左右两难，不知所从，令皇帝手足无措，颇感头痛的“牛李党争”，才烟消云散，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意思的是，这“牛李”两党并非是以姓氏划分的，“牛党”的二号人物就是李宗闵。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朋党”是以为私利而互相勾结的本质特征。

四

　　宋代也是党争的高发时期，但其发端与前朝略有不同，多与政治改革有关。
　　让我们先来看看“庆历党争”。
　　宋仁宗时，官俸兵饷激增，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加上辽、夏不断侵扰，形势岌岌可危。庆历三年（公元1043），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措施。枢密副使富弼也提出了相应的“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主张及安边十三策。他们的奏折受到重视，仁宗开始着手朝政改革，实行新政。
　　然而，由于“庆历新政”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便开动一切机器进行阻挠。首先跳出来的是章得象与夏竦，他们自己拉成“朋党”反对新政，却反而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是“朋党”。
　　宋仁宗迫于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公元1045年将范仲淹等人贬黜，“庆历新政”夭折。

五

　　宋神宗赵顼是个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他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富国强兵的“熙宁变法”，亦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祖籍江西临川，故世人称其为临川先生。列宁曾研究过王安石变法，认为他的变法思想带有推动时代前进的伟大意义，称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王安石新法内容广泛，涉及农业水利、青苗、免役、均赋、市易、军事、治安、科举等方方面面。新法前后历时十五年，产生了积极效果，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提高了军事抵御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在变法过程中用人失误，激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反对新法的带头人，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他们为了维护旧秩序，保护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对新法百般苛责，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最终迫使王安石辞职。
　　元丰八年（公元1085）神宗驾崩，新法被废。

六

　　神宗赍志而殁，他的只有十岁的第六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因其年幼，由祖母高太后听政。
　　高太后是位因循守旧的老太太，神宗在位时她就对变法非常反感。成了太皇太后之后，她很快就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开始对新法进行清算，一时间满城响起了讨伐之声。因这一年是元祐之年，故史称“元祐更化“。
　　其时，在高太后的扶持、重用下，反对新法的队伍日渐壮大，山头林立。其“党中有党”，朔党、蜀党、洛党，各举旗帜，纷争不已。朔党为北方人的集团，主要成员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蜀党亦称川党，党首为苏轼、苏辙兄弟及吕陶等，均是蜀人，他们与洛党水火不容，攻讦最烈；洛党则程颐领衔，主要成员有朱光庭、贾易等。因程颐是洛阳人，故称洛党。
　　在一片喧闹声中，转眼八年过去。高太后撒手人寰，哲宗亲政，次年改年号为绍圣，表示要“绍述”神宗的新法。哲宗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拨乱反正，贬斥旧党吕大防、刘挚等，将文彦博等三十余人罢黜出朝，追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增谥；起用章惇、曾布执政，恢复了青苗、免役等法，并加强西北战备，击退了西夏的进攻。
　　在“元祐党争”中，笑到最后的是变法派人士。

七

　　君子不党，是封建帝王对臣子的道德要求和纪律约束。对于那些不学无术，只知狗苟蝇营向上爬的无良小人来说，甘冒风险，朋党比周，是本性使然，毫不足怪。但我们从诸多“党争”“党祸”中，却也看到了不少名重天下的文学大家、诗坛名宿的身影，这就难免使人心惆怅，大惑不解了。
　　这些“党人”之中，既有“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还有唐代诗人元稹、宋代大儒程颐，文学大师司马光、范仲淹等。他们都是深受文人士子崇拜的大腕级偶像，拥有“粉丝”千万，如何也弃清名于不顾，身陷“朋党”泥淖不能自拔？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如若深究其中的奥妙，恐怕除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还有各自心知肚明的个人“隐私”吧！